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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下午，“故园有此声——张书旂艺术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陈明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凌承纬，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卢佳，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职画家刘海勇，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馆长陈永怡，上海大学美术馆馆长马琳，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陈研，中国美术学院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王犁，人民网高级编辑钱晓鸣，东南大学教授张乾元，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艺术所所长王进，张书旂家属代表张海天，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策展人张弦弛，浙江美术馆策展人蔡荣、吴涧风、杨银俊等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本次研讨会围绕张书旂的艺术风格、技法革新、师友交往、家族文脉、抗战义举与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与会嘉宾认为，张书旂不仅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现代转型中的重要画家，也是以艺术参与抗战、以中国画沟通中外、以个人创作回应时代命运的特殊个案。其重新被发现、被研究、被展示的过程，也提示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长期被遮蔽的艺术家、作品与历史线索。现将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整理为四大主题刊发，以飨读者。
陈明（主持人、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目前，张书旂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2012年的重庆展览有开拓之功，到2020年后，相关研究文章逐渐增多，相关的学术探索方兴未艾。关于张书旂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艺术风格与中西融合的技法层面，更需将其纳入中国书画海外传播、抗战艺术实践及20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期待通过多维度的研讨，让张书旂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得到充分彰显。同时，希望此次展览与研讨能又一次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催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性展览，让这位长期被忽略的现代花鸟画大家真正获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应有的位置。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2009年，我在美国艺术博物馆协会会议上初识张书旂之子张少书。他坦言父亲在中美两国美术史中均未获应有地位，这揭示了海外中国艺术家处于叙事夹缝的困境。回国后，我翻译并发表了其发言，推动张书旂资料回国展出。2010年访学期间，我在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张书旂的私人档案，进一步确认其应通过文献研究重新进入美术史视野。我认为，未来张书旂研究有三个核心方向。首先是特殊时期艺术的文化外交功能。他以个人身份向罗斯福总统赠送《百鸽图》，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体现了艺术超越审美的公共使命。其次是他的海外展览经历。张书旂曾在旧金山笛洋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一流机构展出，并现场作画。美国媒体与批评家将其创作过程比作音乐演奏，证明他成功向西方展示了中国画的笔墨魅力与生成过程。最后是重视作品之外的档案资料。日记、信件、赞助人关系及媒体报道等，是重建其历史位置的关键。张书旂不仅是艺术风格个案，更是“用中国画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个案。对其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门类，而应置于战争、媒体与国际传播网络中综合考察。正如蒙蒂亚斯研究维米尔的跨学科方法，张书旂研究同样需要借助多元档案，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环境中，方能全面还原其艺术成就与历史价值。
凌承纬（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自1988年起，我便关注并着手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2005年，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1940年至1941年间重庆报刊上大量关于张书旂及其《百鸽图》的报道，此后便成立了专门课题组。2009年，在丁宁的引荐下，我与张书旂之子张少书取得联系，数十封跨越太平洋电子邮件往来，从中得知其父曾有若能回国办展首选重庆的遗愿。为了实现这位爱国爱家杰出画家的美好遗愿，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于2012年4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成功举办了“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作品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百鸽图》原件也第一次从美国罗斯福图书馆借回国展出，张少书亲临展场向观众做介绍。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20余位专家、学者，收到论文37篇，结集出版，系统梳理了张书旂的艺术人生与开创性贡献。那次展览和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关注，也推动我们重新认识这位一度被忽略的杰出中国画画家及其辉煌艺术人生。我以为，对张书旂的研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展开。这次由中国国家画院、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美术界联袂重新推动这一课题进行，非常必要。这次展览活动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与张书旂及其艺术的个案研究的相互映照、关联。深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新确认一位杰出画家的历史位置和影响，也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抗战美术史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意义。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张书旂是上承传统、开启未来的重量级人物。他承接海派任伯年小写意传统，在“以书入画”上更近帖学一路。其艺术实践以公众易懂的方式展开，对物象的精微把握易于被大众及西方观众接受。赴美后，他以毛笔生动表现翎毛、草木，让西方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国画的笔墨魅力。评价张书旂必须回到历史现场，不能以后来形成的美术史格局倒推其当年地位。当年“白社”中，张书旂名声最盛，潘天寿反在其后。他曾是具有广泛声誉的明星级人物，这种影响力今人难以想象。我们不能因其长期身处海外、较少进入主流叙事，就低估他在20世纪画坛的影响。只有将其放回那个时代，才能准确认识其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白粉主义”是张书旂最鲜明的艺术特点。张书旂坚持用白粉作画，当时曾受到一些画家的反对。潘天寿等人认为白粉容易流于俗气，吕凤子也曾写信劝他画得慢一些、少用白粉。这些意见都是出于艺术判断，也是真诚建议。张书旂尊重这些意见，但并未全部接受，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探索。我一直认为，画家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必须有鲜明特点，“一个特点胜过十个优点”。后人学习他，不一定要学白粉技法，而应学习他敢于突出自身特点的精神。张书旂的“白粉主义”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他把粉当作墨来运用，既有功力又有灵性，在传统资源内部找到了新的表现可能，并稳定转化为个人风格。因此，评价张书旂不能仅看白粉是否合乎某种既定趣味，而要看他是否真正形成了不可替代的艺术面貌。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迹。
刘海勇（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职画家）：张书旂的艺术面貌可概括为“兼工带写”，其实践对当下花鸟画具有启示：写意并非脱离造型，而是需以人生阅历、笔墨功力和物象观察共同支撑。他的“用粉”建立在坚实的造型能力上，得益于写生功夫。在色墨结合上，他既求厚重又保持通透，做到了“色不碍墨”。例如画孔雀飞羽时，先以淡墨铺写，再以白粉层层点染，叠加中仍保持笔意与气韵。此外，张书旂多用接近熟宣的材质作画，在这种不易渗化的纸上，他通过用水产生虚处生妙，用笔保留提按顿挫节律，使作品依然具有“写”与“意”。
陈永怡（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馆长）：张书旂与潘天寿、吴茀之等虽同属“白社”成员，但艺术取法迥异：潘天寿、吴茀之偏向金石大写意，张书旂则选择了小写意道路。若以“理、法、趣”来观察，张书旂的艺术价值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理”，他对花鸟物性的表现精深娴熟，作品富于自然生机。其二是“法”，他师法李复堂、任伯年等，取法写生，尤能以造化为归。造型简约生动，用笔疾缓相参，用墨枯润分明。其三是“趣”，他承继了扬州八怪与海派雅俗共赏的趣味，这也决定了其面向大众的审美取向。
张乾元（东南大学教授）：张书旂艺术的审美特征可概括为三点：第一，立根传统，博采众长，融通中西，与古人争一席地。他重视传统绘画技法，注重写生与西方造型训练，以深厚的笔墨功力和娴熟灵变的技巧打开了写意花鸟画的新局面。第二，以“白粉主义”拓展传统绘画的平面性。他通过“白色分五色”，以墨彩衬托白色，表现出羽毛的立体感与透视感，一笔有多色，渐变转折自然，禽鸟羽毛结构圆浑。第三，实现文人个性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画作线条刚劲清瘦，与其坚韧刚毅的品格高度契合。张书旂的伟大在于突破了个人“正心、修身”，走向抗战救国，促进和平与中国艺术国际传播等“平天下”的宏大层面。
蔡荣（浙江美术馆策展人）：张书旂的影响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其影响既体现在学生辈中，如苏葆桢、周一云等，也影响到柳子谷、陈之佛等同辈画家。将张书旂作品放到今天的写意花鸟画创作中来看，其造型能力、笔墨控制、色粉运用和画面生机仍具有很高水准，当今画坛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其小写意花鸟画，对当下写意花鸟创作仍可提供重要参考路径。
吴涧风（浙江美术馆策展人）：张书旂早期受海派影响，后吸收任伯年小写意及岭南派、日本绘画，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结构渐退，显现出纯绘画性特点。这种审美演变与学院教育、中西交流及赴美受追捧有一定关系。他虽用粉用彩，但仍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笔调、墨法与书写性。评价张书旂应置于其自身审美体系与价值观念中。从当代视角看，其作品贴近学院体系、美展体系与重大题材表达，对研究近现代中国画演变映射当代中国画发展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马琳（上海大学美术馆馆长）：张书旂在美期间的艺术活动，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海外传播的重要课题。他开创了“展览+现场演示+教学+出版”的立体传播模式。他不仅举办展览，还通过现场挥毫让美国观众直观感受中国水墨的生成过程；同时，他利用语言优势与观众交流，创办工作室开发明信片等衍生品，并出版著作。在创作上，他结合美国水彩颜料，在传统“计白当黑”基础上形成符合西方审美习惯的新风格。张书旂将个人创作、公共展示与文化沟通结合成完整的传播链条，推动了中国画的国际认同与现代化转型。他的海外实践不仅是技法展示，更是文化身份认同与民族精神传递。此次活动正是对这位远行万里的文化使者的深情回望。
钱晓鸣（人民网高级编辑）：探讨张书旂的接受问题需置于中西双重语境中。在国内，他虽因用粉过多备受争议，但这并非迎合市场，而是基于自身艺术情趣的探索。在国际上，其作品契合西方视觉经验，凭借对色彩的敏锐理解及撞粉技法，极大拓展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边界。张书旂在20世纪40年代以花鸟画成功表现重大主题，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表明中国现代美术在国内与国际语境中往往面临双重标准，学科研究与国际受众研究需做区分。
陈研（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书旂研究可从三个维度拓展：一、重返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探究张书旂等前辈画家于新旧嬗变之际的艺术抉择，以及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立场与回应。二、拓延接受史的视域，将欧洲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史推进至20世纪美国西海岸的语境，重新审视海外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变迁与历史定位。三、以母题比较为方法，将张书旂与同在海外的蒋彝并置观照，探讨这批海外画家如何择取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视觉母题，向世界呈现中国。
王进（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艺术所所长）：张书旂是一位被遗忘的大家。我认为，他的核心成就是双向贯通：对内，他完整集成了明代至近代浙派雄健笔墨、院体写生以及重彩使用的艺术内核；对外，他主动融入20世纪中国画写生革新、中西融合和题材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调和传统笔墨与西式造型，走出一条温和的中国画改良之路。他的作品之所以广受认可，得益于现场创作与明快的视觉表达。其迅疾的运笔与撞染技法，在形式上与当时兴起的美国行动绘画有相通之处，降低了跨文化理解的门槛。然而，必须强调，张书旂的“现场性”源于中国水墨传统的即兴精神与庄子美学，而非西方。他巧妙地将传统写意的即兴性外向化，作为适应海外传播的交流方式。
卢佳（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书旂研究关乎个体艺术家，更需馆际持续合作。此次浙博展览得益于浙江美术馆的长期积累。张书旂的研究既关系浙江美术史，也关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与中外交流史。期望借此展览与研讨，继续推动相关学术研究。
张海天（国画家、张书旂家属代表）：最近我看到一封吕凤子写给张书旂的信，信中谈到国内美术发展和社会情况。据吕凤子1956年信件及家人回忆，张书旂一直关心国内文化艺术建设，并有归国参与艺术教育之心。虽经多方积极联络，终因病情恶化未能成行，令人遗憾。今天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研究张书旂，非常必要。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吸收新知、如何创新的历史样本。
杨银俊（浙江美术馆策展人）：本次展览是张书旂作品走出库房、实现馆际合作与藏品活化的积极实践。作为策展人，深知成果来之不易。看到熟悉的馆藏亮相公共平台倍感欣慰，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美术馆长期合作紧密，中国国家画院的加入更为后续深入合作开启了新可能。
张弦弛（本次展览策展人）：艺术史研究的责任在于发掘具有精神价值的事件。张书旂不仅在技法上创新，其家国情怀更值得重识。通过我自身十余年留法经历，深刻体会到向西方讲述中国书画面临的隔阂与壁垒。正因如此，回望80年前张书旂孤身远航、巡展北美42城的历史，我内心深受震动。在缺乏成熟对外传播体系的年代，他凭赤诚与毅力，让北美民众领略了中国花鸟画的笔墨风骨，理解了中国人民勇毅的精神与向往和平的初心。这种精神值得被再发现，本次展览也希望以这样的精神将大家联结在一起。我从海外传播角度提出了一个年轻的观察视角，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深化对张书旂的全方位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