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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思想家、剧作家，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国古典文学和古典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的一部经典名著，也是现代性美学批判的第一本著作，它认为现代性文化对人类天赋和潜能的单一性发展，造成人的性格和能力发展的畸形，是违背人性的。他主张用心灵的审美心境来沟通人的自然本性和抽象思维，让感觉和思维在对立中达到和谐统一，从而恢复人性的全面综合发展。而这样的审美教育，不但对于培养个体人格，而且对于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席勒的美育思想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如：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鲁迅、郭沫若等人，都从席勒思想中得到重要启发。席勒代表作品有剧作《强盗》《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其著名诗作《欢乐颂》被贝多芬谱为《第九交响曲》，以致家喻户晓，四海传唱。

　　“美”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出现，肇始于古希腊。自柏拉图始，“美”就在其作品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理念”出现。在柏拉图的语境中，要探讨的不是人美、花美、景美、画美这样的一些具体事物的美，而是“美”的本质或“美”本身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何为“美”的理念。在柏拉图看来，世界分为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可知世界即本质的世界，由不动不变的永恒理念构成；可感世界即现象世界，由不断变化、消逝着的事物组建。而现象世界的事物之所以有短暂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分有了特殊的理念。比如：人的美貌，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个事物分有美本身或者分有了美的理念，美的理念使人获得了美的灵魂和生气；而这种美感之所以最终会丧失，是因为人这一有限物是时间中的存在，它的肉体或载体终将衰老死亡，美的理念也将离他（她）而去。从中我们看出，对于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哲学来说，永恒的理念世界是更高的世界，而幻灭的可感世界则是层次较低的世界。实际上，这里柏拉图强调的不是美感，而是美的本质；重要的不是美的享受，而是美的知识。因此在表现美的方式中，思辨哲学、抽象思维等把捉美的理念和思想的，才是最高的形式，而绘画、诗歌、音乐等表现美感的方式，却是低级的形式。这是与古希腊哲学的哲学气质和整个时代精神的潮流直接相关的。在古希腊哲学鼎盛时期，科学与哲学同步发展，处于方兴未艾的起步时期。因此，科学和哲学的任务在于，让思维从感性的牢笼中脱颖而出，用普遍的定义和归纳方法，初步形成不同领域的普遍概念、必然性规律。因此，与感官直接关联的美感，当然不能作为科学大厦、哲学体系的坚实内容。

　　而到了18世纪，在席勒所处的时期，整个欧洲的文化风向标，是反对旧有的宗教压迫和封建压制。以德国市民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阵高扬“天才、自由、创造”精神的狂飙突进运动，以及后续的浪漫主义运动，他们主张个性解放、呼唤民族意识觉醒。因此，作为时代精神代表的德国哲学，肩负着对德意志民族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的使命，因而呈现出注重思想上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追求理性和自由的独特气质。

　　而席勒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以理性、自由为主流的思潮推动下产生的思想。《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席勒于1793-1794年间写给交往甚密的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其主旨是以审美教育思想追求人类本性的完善，以及理性的自由。具体地说，他要站在恢复人性的完整性基础上，以心灵的审美心境为研究对象和媒介，试图消融感觉和思维、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之间的差别对立。与古希腊探讨“美的理念”不同，席勒着重探讨“美感”或审美心境。这种审美心境，是界于感性认识和知性思维之间的，为思维提供自由动力的创造能力。

　　《书简》主要围绕几个问题展开：1.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2.审美教育的历史必然性；3.美的概念与人性概念的关系；4.审美教育主要解决的问题；5.审美教育要达到的效果。

　　第一，审美教育的目的。在席勒看来，美育问题与道德问题、幸福问题息息相关。《书简》开篇指出，其讨论内容与人类幸福生活，与人类本性的道德高尚相关。他主要站在康德哲学的立场来看待审美教育涉及的几方面内容。康德哲学是一种认识论哲学，他将人的活动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知”回答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认识具有哪些形式的问题；“意”回答的是人在有限的认识范围内，人能够自由自觉地选择做什么的问题；“情”回答的是在“能认识什么”和“能自由地做什么”之间，人还能希望什么的问题。“情”既不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或真理，也不是要进行自由选择和决定，而是一种对目的和愿望的希冀。这种希冀就是美好生活、美好心灵、美好人生、美好未来的愿景。席勒的审美教育，对应的就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情”字，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怎样表达内心世界、为人生提供原始创造力和自由动力的问题。只有建立在源源不断自由感受和创造力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如何更道德、更幸福地生活。席勒之所以提出道德、幸福及其动力问题，是与当时德国和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

　　席勒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之上、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向往远远超过精神生活的需要、超过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精神自由几乎被物质追求所取代。科学和政治在当时几乎被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所左右，从而挤占了精神领域包括艺术领域的自由空间。一切都被物质需要支配，科学因物质需要才得以扩张，相应地，艺术领域难以回应和满足人们和社会的物质需求，从而缩小了发展的领地。这种以物质需要为第一性的状态，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来说仅仅是自然状态。对于人而言，物质状态是人最开始的状态。人只有超越这种自然状态，从外部自然的制约关系中超越出来，才能获得自由状态。而人只有在精神上超越物质，才可能获得由自由意志保持的道德状态。对于国家而言，国家一开始也仅仅是自然状态的国家，是以自然物质需求为目的的、靠暴力和强权建立的国家，自然状态的国家要想进步，需要改造为建立在理性法则、道德和法律规范基础之上，成为一个道德的、理性的、自由的国家。席勒把国家和钟表作了比较：一个坏了的钟表可以在停止转动的时候进行修理再运转，但一个国家是不能停下来再修理的，而是在运转过程中更换齿轮。这就需要找到一个作为工具和桥梁的支柱来完成这项更换工作，以便把国家从自然状态提升为理性道德状态。而这个支柱不会从自然状态的国家中来，也不能从道德国家状态中来，它首先是从国民性格中来。这种性格的形成只有在整个民族中占优势才能成为支柱。这种性格一方面既包容自然中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力求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结合成单一的整体。因此这种性格，很好协调了自然要求的多样性，以及理性要求的统一性。

　　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席勒看来，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德国，普遍缺少这种支柱或中间协调力量的国民性格。一方面，欠缺文化熏陶的底层人民展示的更多的是粗野的先天本能，和急于求得物质需求的动物性满足；另一方面，文化阶层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较多呈现为文弱、性格腐化的图景。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要想摆脱这样的自然状态，都需要经过理性化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回归自然。席勒对比了希腊人的自然状态和现代人的自然状态。他认为，希腊人的自然是符合人本性的自然，那时候的自然与艺术、科学、智慧充分结合，而现代人的自然是违背人性的、物质至上的自然，这时候的自然和艺术、智慧等严重分离。在他看来，只有理性与物质没有割裂开的自然人性才是完整的，才是真正的自然。现代世界中不同层次的人只根据物质需要发展其天赋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畸形发展。就个体而言，现代人只有作为整体的时候才呈现出比古代更优秀，但每个人作为单个的个体都是有缺失的，其才能也是分裂的；就国家而言，古希腊城邦中的每个个体都有独立完整的发展，而必要时又能组成一个整体，现代国家则是无数无生命部分拼成的机械整体：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各自分离。

　　第二，审美教育的必然性。虽然席勒很向往古希腊时期个人和国家的美好状态，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近代，人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希腊人的自然本性，而古希腊文化也已经走向历史的终点，希腊文化自身问题在于，它已经不能获得更高的提升，必定在瓦解自然整体中走向灭亡。希腊文化中的自然本性如果想要继续在当下的时代中得到新的发展，需要其他民族将古希腊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部分都进行发展，实现它的全面提升。这种提升，是从各个方面单独进行的，首先就体现为理性抽象与自然感性的分裂。近代人的知性抽象思维，已经从古代的感性思维中独立出来，从中分离出知识的明确性。只有明确性的概念和知识才能把单方面的能力提升到更高层次。因此希腊文化之后，人性必然先放弃完整性，而从各条道路分别发展进步。这种单方面能力训练的片面性一开始不可避免地会在单方向上引入歧途，但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上看，单方面的能力训练最后只要凝聚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力量，就可以引向全面发展。无论个体还是国家，只有各种力量培育协调一致才能造就幸福且完美的人和国家。

　　席勒认为，现代世界发展至今，单个能力的训练已经显现出整合唯一的趋势。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西方世界不应再只注重培育个别能力而牺牲完整性，而要通过艺术来恢复自然本性的完整性。而要实现这一点，不能依靠现有状况的国家，倒是更好的人性才能创造更好的国家。然而，要恢复自然本性的完整性，究竟从哪开始呢？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是理论改良先行，还是国家改革先行？若是理论先行，就用先进理论来提升性格高尚化的修养，从而达到提升国民性格，以此创造高尚的国家的目的。然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国家又没有产生高尚性格的土壤，无法产生先进理论，因此似乎应该先创造先进国家，实现国家的改良，而国家改良又依赖先进理论的产生。于是，这里陷入了死循环：国家改革依赖理论改良，而理论改良又依赖国家法律制度的革新。为了不受这个循环的限制，席勒认为需找到一种工具去构建中间桥梁，这就是美的艺术。于是审美教育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艺术和一般的理论革新、国家法律制度革新不同在于，艺术能够摆脱外在条件和固有习俗的制约。从内容上看，艺术的素材虽然来自当代，但其先进形式却可以来自不同时代。这种形式超越时空的局限，可以被任何时代所吸收借鉴。

　　因此我们看到，席勒并不是就艺术本身来谈艺术，而是从改造国民性格出发，从改良国家的理性和先进性出发来探讨艺术。因此艺术对于国民从近代的物质自然状态摆脱出来，形成理性、自由、道德的普遍国民性格将起到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艺术的作用就是要培育理性、自由、道德的国民性格，而艺术的审美体验不单单是一种心灵的表达和情致外显，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核心要素。

　　第三，美的概念与人性概念的关系。席勒指出，艺术中美的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体验，它必须上升为人性概念才能被理解。他认为，人身上有两方面的东西：固定不变的人格和变化的状态。人格有一个绝对以自身为根据的观念，即自由。人格和变化状态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和多、不变和变化的关系。人格完全以自身为根据，而变化状态是在时间中依附于一定条件不断生成的。人只有同时拥有变化和不变，才会存在。人性，则是在不断变化中本身永远不变的恒定统一体。因此对于人性应该有两种要求：一是让趋向无限可能的天赋表现为现象，让可能变为现实，这要求一种变化的实在性；二是让欲求中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具有形式，这要求一种不变的形式。两个要求受两种冲动的驱使和推动。第一种是感性冲动，第二种是形式冲动。感性冲动造成各种变化情况，形式冲动提供认识中的判断法则和行动中的意志法则。感性冲动把人放在时间中，使人成为质料，它要求变化，要让事情在时间中有内容。形式冲动来自人的理性本性，它竭力在变化中保持人自身的人格，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就因为在变化中保持人格。两种冲动虽然有区别，但并不矛盾，而是有各自的领域和范围。文化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二者各自的界限，前者培养感觉能力，后者培养理性能力。感觉能力使人具有最大灵活性、自身发展的天赋，人格性则使理性更多地去创造形式。文化就在于使接受能力和多样化在感觉方面推到最高，另外，使规定能力不依赖接受能力，得到最大独立性，把主动性推向最高。

　　两种冲动共同发挥作用，结果是让最大的丰富性和最大的独立自由有机结合在一起，最后把世界现象的无限性引入自身，使其服从理性的统一体。两种冲动发生作用是相互的。感性冲动的对象是一切物质形态的感官性东西，是生活，它要求变化；形式冲动的对象是一切思维力的关系，它要求取消时间和变化。使得二者得以协调的则是第三种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让生成变化和永恒存在得到协调，它能产生活的形象。只有当人在进行艺术的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美的最高理想，就是实在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和协调。通过艺术游戏，感性世界中许许多多的美，最终统一为同一个美的不同显现，这正是审美教育的任务。

　　第四，审美教育主要解决的问题。在席勒看来，关于美的最后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沟通和消除感觉与思维、质料与形式、被动与主动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感性引向形式，将思维和精神的人带回质料。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相互的协调一致。在席勒看来，当时哲学界关于美的问题的争论，根源在于没有明确二者的区分，更没有研究二者的结合。学者们要么盲目信任感觉，只看到感觉总体；要么盲目信任知性，只看到割裂开的思维个体。而真正的美却是感性和理性的自由结合、内容和形式的自由结合。而双方的这种结合不是外在强加的统一。

　　席勒认为，美不是能够帮助思维来作为沟通质料和形式的外部媒介。美能为思维创造自由，使思维按自己的法则来表现自己。两种冲动在美中都获得了存在，因此同时包含了不变的人格和变化状态，二者在完整的人性中同时建立起来。自由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当两种冲动并行不悖、协调发展起来才有自由。一旦其中一方被排除，就一定没有自由。但以往历史经验呈现给我们的，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族类身上，生活中往往是两个冲动中的其中一种在单独起作用，因此美的自由仍然没有实现。应该让感性和理性同时活动起来，相互抵消，让二者的对立得到扬弃。从感觉到思维，通过中间的心境来过渡，才能不受自然和道德的强制约束，才达到自由的审美心境。不过，虽然审美的自由心境不受规则制约，摆脱了一切强制，但不意味着它自身完全毫无约束。心灵在审美时遵守法则而不把法则表象出来，因此我们在审美游戏过程中感受不到外部的强制，这强制既包括被需求引导的被动接受对象带来的欲望刺激的强制，也包括抽象概念和法则的内部强制。美育教育的具体体现，就在于培养感性和精神能力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

　　此外，美不但不表现出受到的外部强制，也不实现为具体结果，甚至它也不关注个别的结果，不注意个别感觉或个别思维的作用，只注意各种力量之间的总和。单纯感到舒服的感觉对任何印象敞开心扉，却容易沉溺其中而不务实；而抽象思维剥夺了感受性，使得精神变得冷酷僵化。二者都必然让自身走向衰竭，因此质料和形式都不能离开对方。感觉和思维的冲突及其抵消才能产生和谐。这要求心灵不再沉溺于不务实的感官享受，而我们的思维也应该获得更多自主性，思维不是受抽象规则的制约，而是将我们的自主性自然地引向抽象概念，趋向一种严肃的游戏、静止和运动的统一、抽象思维和直观活动统一。这才是真正美的享受。在这种美的自由心境中，我们同时成为受动力量和主动力量的主宰。

　　第五，审美教育要达到的效果。在席勒看来，审美教育通过解决感性和理性的协调一致问题，最终是要回归人性的完整性。但人性的完整表现并不简单体现为单个具体的结果。它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正因如此，美不以实现个别具体的目的为着眼点，而旨在按照人的本性把自由还给人，使人成为他应该是的东西，从而表达出人作为有限个体中具有的永恒无限性。审美教育的效果，就个人而言，追求自由不应是在追求个人的个别活动中寻求快感，而应该在人整体能力的协调和展开中寻求快感；就不同精神生活领域而言，自由的审美状态足以让感性和思维之间的协调扩展到各个领域，而每个领域都会超出自身本来的界限，朝向更广阔的领域。这种打破领域界限的例子有很多，席勒用不同艺术门类消除自身的局限来举例。音乐，提升到最高程度必定变成形象；造型艺术，达到最完美时必定变成音乐；诗，在最完善时会像音乐一样吸引人，又像雕塑一样用宁静光辉笼罩我们。艺术形式本身都会趋于消除自身的形式局限，提升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遍性。

　　席勒认为，艺术形式冲破自身局限，从而达到更高的普遍性，这预示着真正美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以质料或内容为核心，因为质料或内容指向个别的具体的对象，也只指向人的个别的天赋能力，而美的艺术应该以形式为核心，它是对人的整体性发生作用。艺术家不仅要克服艺术门类的局限，还要克服特殊质料具有的局限，最后只应该让形式起全部作用。只有扬弃物质质料的具体个别性，达到形式的普遍性，才能通达自由的审美心境，而这是感性过渡到理性的必要准备和条件。因为美只给知性和意志提供一种创造自由的能力，而不提供任何具体个别的结果，所以美只给感性提供纯粹的形式。通过作为中间状态的审美心境，理性的自主性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感觉会在自己界限被打破，自然状态的人可按自由法则法则成精神的人。而且，审美心境不受意志控制，反而是意志因审美心境而存在；道德状态也是从审美状态中来。文化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人在自然状态中受形式支配，从审美状态中发展出道德状态，而高尚的精神不只满足于自己自由，也要使一切事物都成为自由的。如果局限在个别东西，指向物质的、暂时的东西，只会使他无限扩展自己的个体，永远不停地追求质料，无法挣脱个体的束缚。而审美心境能帮助个体离开自然生命，挣脱时间限制，引导他从感性世界上升到观念世界。当精神离开的质料世界，进入精神世界，美才真正出现。

　　因此，人从野蛮人向人性进展，是从依赖外部质料的现实需求，进展到对外观的喜爱、装饰的喜爱，以及对游戏的爱好。人的感官也逐渐从对外部事物的触碰的触觉，进入用眼睛和耳朵把握的自我创造形式，逐渐产生以外观为快乐的游戏冲动发生，模仿的造型冲动也产生了。想象力的升级，是它逐渐不再依靠外在质料，而靠自身运动起来。欣赏外观的人不再以接受的东西为快乐，而以他创造的东西为快乐。席勒举例说明这种从物质质料向纯粹形式的审美能力的提升。他认为，喜欢活的的美人和喜欢画中的美人，层次完全不同。前者并非纯粹是审美情感的喜欢，后者则比前者文化修养更高，欣赏者甚至能在直观活生生的东西时，也能摆脱物质欲望刺激的受动性，只感觉到纯粹外观，产生形式外观审美的愉悦性。而追求独立自主的外观，要求有更大抽象力和心灵自由、更强的意志力，我们不需去担心外观对物质现实造成危害，反而需要担心物质现实对外观的危害。我们要让外观从实在中解放出来，关注形式，形成具有独特的个性。因此审美的心境才产生自由，人在这种心境中，只需注意把人和自然的领域划分边界，明确自己的法则，按自己的法则来处置外观。

　　综上所述，《书简》中席勒关于审美自由心境的探讨，是以创造国民性格为切入点，以摆脱人的自然状态，培育理性、自由、道德高尚自由人格为宗旨，以协调物质与精神、内容与形式对立关系为理论根本的充分表达。他对审美与人性关系的发挥，对审美教育对塑造人性的理解，对比较古希腊的自然人性和近现代抽象人性的讨论，为我们深入思考美学、艺术、社会、文化、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多方面的指引和借鉴。

　　《审美教育书简》，席勒著，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席勒经典美学文论》，席勒著，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